发布日期：2024-09-28 14:03    点击次数：103

　　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捩点，纪念其缘故，当然会令东谈主持意料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悱恻绸缪的爱情故事。唐代的诗东谈主们为此低徊唱叹，或感叹昔日华贵的断线风筝，如“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花式。昭阳殿里第一东谈主，同辇随君侍君侧”（杜甫《哀江头》）；或反想祸乱肇端的前车之鉴，如“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循序开。一骑人间妃子笑，无东谈主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或微讽誓海盟山的虚妄无凭，如“此日六军同驻马，其时七夕笑牵牛。若何四纪为皇帝，不足卢家有莫愁。”（李商隐《马嵬》），都能独出机杼，各擅胜场。在繁密同题材诗作中，李白的《清平调》组诗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脍炙东谈主口、遏制漠视的名篇佳制。

　　李白于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再入长安任翰林供奉，至天宝三载（744）春因失落而上疏请退，《清平调》三首应该就作于天宝二年（743）的暮春时节。唐东谈主李濬的《松窗杂录》纪录过这组诗的创作智力，称玄宗召贵妃不雅赏牡丹，虽有乐师在旁助兴，却余味无穷，乃宣召李白供献诗章。诗东谈主尽管宿醉未醒，仍然握管立就。玄宗遂命戏班弟子调抚丝竹，促李龟年歌之，致使切身擫笛倚曲。不同于自后的诗东谈主们仅能凭借瞎想来描写刻画，李白得以近距离恍悟杨妃傲视生姿的神采，落笔也能别具肺肠。如“云想穿开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不说穿着若云霓、面容似鲜花，而翻进一层说云霓、鲜花倾慕想往穿着、面容，就显得额外新奇别致。而临了又有益强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主带笑看”，可知剖析贵妃的旷世风华，意在揄扬君主的儒雅标志。

　　清平调是唐代新创的音调，字据现存府上，起先即是为了谄媚这组诗而谱就的。李白擅长乐府歌行，又纯熟其时的燕乐新声和词调乐谱，创作这么清丽葳蓁的诗作自是庖丁解牛。而玄宗也邃晓音律歌舞，曾彩选戏班弟子亲予教育；李龟年更是久负著名的乐师，普通收支贵爵府邸献技吟唱。他们和诗东谈主间的认知谄媚，正可谓井水不犯河水，这组诗也号称李、杨爱情的当预知证。

　　前东谈主在评赏这组诗时，或觉得暗寓讽谏，或斥作艳情宫体，都难免胶柱饱读瑟。唐王朝此时并未显露衰飒气候，李白在入京之际满怀憧憬，受到玄宗礼遇后也极为谢意，若何会平白无梓乡语带讥笑？　更而况他任职翰林供奉时并未另授隆重官衔，其身份是追随帝王宴游的体裁随从，撰作此类称赏风致的应制诗恰是其老实之事，能如斯鸿章钜字、空灵脱俗已属难能谨慎，又何须再对纯真放肆的诗东谈主洗垢索瘢呢？

　　时隔六十余年的元和元年（806）岁末，年青的诗东谈主白居易和陈鸿、王质夫等一又友谈天起李、杨之间人情冷暖的旧事，感叹唏嘘不已。王质夫吟唱白居易“深于诗四色电影，多于情”，饱读舞他写下了《长恨歌》。陈鸿则另撰《长恨歌传》，以相互谄媚。白居易在糅合历史纪录、民间外传和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个东谈主的丰富瞎想，尽情铺陈敷演这场爱情悲催的始末原委。尤其是临了奇峰陡起，并不拘束于史实，写玄宗移驾返京后永远怀着刺心刻骨的相想之情，深陷悲惨生僻之境而难以自拔想念紧急，遂招集术士作法。而术士则声称海上仙山有繁密仙子，其中一东谈主听闻君主嘱托使臣前来探听，坐窝戚容满面出来宽容，还有益提到昔日与玄宗曾有密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只能惜东谈主天永隔，“海枯石烂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终只能挥霍怅惘，永留憾恨。白居易借孕育篇歌行的模式，将这个恰如其分的故事展现得放诞变调，造成了虚实交映、圆好意思畅达、明丽清脆的私有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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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白居易对李白这位前辈的潦倒不遇颇为轸恤，惊叹过“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震天动地文”（《李白墓》），《长恨歌》开篇“汉皇重色想倾国”也和《清平调》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的构想相仿，用受到汉武帝怜爱的“倾国倾城”的李夫东谈主来比较杨妃，但白居易对李白这组诗的创作道理想必并不招供。陈鸿在《长恨歌传》中就明确指出，白诗“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好意思人，窒乱阶，垂于以前也”。白居易本东谈主也成见“著作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不错与此相互印证。

　　不外前东谈主在酌量本篇主旨时虽多捏讽谕之说，也存在不情愿见。诗中写玄宗获取杨妃以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主不早朝”，又说杨妃备受宠幸之后，“姊妹弟兄齐列土，可怜光彩生流派”，虽然都彰着败浮现讽谏品评的意味；相关词与此同期，又效力渲染玄宗的悲惨处境和痛切哀痛，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想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等，难免让东谈主大为叹惜；临了用浮泛迷离的笔法，写化为仙东谈主的贵妃“玉容阑珊孤身一人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并寄言玄宗“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东谈主间会相遇”，更浮现对两东谈主的不幸碰到满怀轸恤。这些内容看似背离了创作主义，其实也并抑制以索解。即便诗东谈主预先有过明确的创作意图，可跟着创作进度的伸开，受到多样成分的影响和制约，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怕都能如其初志。白居易在编定诗集时将《长恨歌》归入感伤类而非讽谕类，还自诩“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可见他本东谈主也并未将讥刺模仿视为此诗的主旨。

　　李白的《清平调》创举了唐东谈主用诗文演绎太真遗事的悠久传统，白居易的《长恨歌》则大书特书地讲述了李、杨人情冷暖的所有进程。从“露华浓”到“梨花雨”，既展现了杨妃在不同境遇下的意态姿容，也折射出唐王朝的荣枯兴替。《清平调》和《长恨歌》在李、杨故事的流传递嬗中影响真切，清东谈主洪昇撰《永生殿》传奇，有不少情节和曲辞就取资于此。相较而言，《长恨歌》更是下里巴人，妇孺齐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述及，其时有歌伎景况能诵得此诗，从而声价倍增，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中也提到“蠢笨解吟《长恨》曲”。

　　白居易的诗作还受到域外东谈主士的迎接，很早就流传到附进国度。日本僧东谈主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在长安时先后寄居在西明寺和青龙寺中。白居易其时也正在长安堵住，诗推断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青龙寺早夏》等，可见还探听过这两座古刹，很有可能与远谈而来的空海有过疏导。另一位日本僧东谈主圆仁在入唐求法时也多量寻访搜求中语史籍，在《入唐新求圣教目次》中提到过我方在大中元年（847）回国时捎带的《白家诗集》。成书于宽平三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更著录了《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和《刘白附和集》等多部诗文集。白居易的诗作通过多数日本僧侣、使臣传入日本之后，对日实质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就多量袭取、化用《长恨歌》中的诗句，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等在这方面作念过良好缜密的考论，有有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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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焄（我校中文系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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